第一节杭州地方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

    一、周恩来西天目山之行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确定了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而此时，国民党政府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政策诱惑下，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等一系列反共方针，在国统区内全面限制共产党的活动，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在浙江，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地对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加以限制和迫害，对黄绍竑的改革举措极为不满，向国民党中央控告黄“任用左倾县长”、“引用大批中共分子”、“组织政工队，赤化青年，进行赤化宣传”。蒋介石为此严电斥责黄绍竑“本任政府声名狼藉”，要“切实注意”。由此，黄绍竑在政治上逐渐后退，声称要修改《战时政治纲领》，限制中共的活动。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受中央书记处委托，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到东南抗日前线视察并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3月17日，周恩来抵浙江金华，得知黄绍竑已去於潜县，便赴西天目山国民党浙西行署晤黄。周经建德、淳安、分水三县，3月21日抵於潜县。当晚即出席国民党浙西行署、於潜县政府中级以上官佐谈话会，周恩来分析了国内外敌我形势，号召统一意志，精诚团结，争取抗战胜利。翌日，由黄绍竑陪同至西天目山潘庄，就团结抗战、巩固浙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商谈并达成口头协议：中共参加地方政治工作的人员，不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内发展党组织；不在其后方地区发展武装组织；在抗战中遇有问题，由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代表中共方面同黄直接商量解决。西天目会晤，对稳定浙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起了作用。

    3月24日，周恩来在西天目山禅源寺，向出席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的全体师生、浙西行署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和政工队员约1500余人发表演讲。周恩来高度评价浙江抗战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称赞浙江是东南战场的先锋，并号召全体人员团结抗战，收复杭嘉湖，保卫大浙江。周恩来的演讲对听众产生极大的感召力，引起阵阵掌声，全场高呼口号，高唱《大刀进行曲》，气氛极为热烈。

    接着，周恩来离天目山视察钱塘江南岸防务。3月26日抵桐庐，在县府礼堂为县政工队、妇工队、机关团体约200余人作《桐庐为战时前进县》演讲。周恩来高度赞扬桐庐人民虽处抗日前线而秩序安定如故，民众抗战情绪紧张，有训练、有组织，确系战时前进之县。当日下午，周恩来乘舟至窄溪镇，与国民党区署职员谈话时，再次指出，中国不会亡，抗战一定能胜利，但任务是艰巨的，长期的，全国同胞必须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军民协力，共赴国难，争取最后胜利。27日，周恩来经富春江水路至富阳县中埠登陆，步行20余里至大源镇省抗敌自卫团一支队司令部，会见司令赵龙文等部分官佐。周恩来在询问了东洲保卫战、部队任务和当地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后，赞扬自卫团官兵积极抗日精神，勉励他们继续努力，早日收复杭嘉湖。在与赵龙文单独交谈时，周恩来又介绍了八路军游击战的方法要领和开展政治工作情况。下午，周离富阳去绍兴，途经萧山县临浦镇，在视察沿岸江防后，与各界举行座谈，勉励大家共赴国难，坚持抗战。

    周恩来离浙后，浙江省委将他沿途讲话精神整理成文，形成《关于(学习贯彻)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决定》的党内文件，发给全省各级党组织进行学习和贯彻。

    周恩来同志浙西之行，对进一步巩固浙江的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浙江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以及坚定群众抗战意志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杭州各地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浙南平阳县山区召开。会议总结了浙江党近两年来的工作，通过了《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等多个指导性文件，确定了浙江人民今后的战斗任务和党的工作方针，选举产生了以刘英为书记的新的省委。会后，杭州各县党组织及时传达、学习和贯彻大会各项决议精神，加强了巩固和发展组织的工作。

    1939年8月，受浙西特委的委派，特委委员贺千秋赴安徽省宁国县东部地区开辟工作，建立了中共虞家村党支部。同时，贺千秋派党员陈怀森回新登家乡开辟工作，发展了当地青年胡樟云入党，成立了中共新登叶家小组，并逐步使党员增至6名。党小组主要起到承担於潜、分水、新登三县交界处党的秘密联络站的作用。由于桐庐县系通往浙西、浙东的交通孔道之一，贺千秋先后派“民先”队员俞秀山、党员林映辉去桐庐县印渚、横村等村镇联系当地进步青年，开辟工作。至此，中共浙西特委在於潜县及其周边地区(含新登北、桐庐北和宁国东)已建立多个支部或小组，党员也发展到20余名。

    12月，根据中共浙西特委指示，贺千秋在於潜县鹤村召开会议，成立中共於(潜)孝(丰)昌(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於孝昌工委)贺千秋任书记。工委不设委员，所属党员按职业性质和居住地分别开展工作。贺千秋确定贝纹、赵澄、夏桐仁、查如棠等人分别负责孝丰、於潜南路、昌化和於潜城区的开辟工作。当月和次年4月，於孝昌工委又相继建立中共横路、天目两个区委。

    於孝昌工委成立后，赵澄到印渚与俞秀山建立联系，转达贺千秋要俞秀山多向贫雇农做宣传启发工作，调查当地社会情况的指示。之后，贺千秋亲自来於潜南路整顿和发展组织，吸收俞秀山等3人入党，成立中共印渚支部，并指示支部活动要面向农村，在贫雇农中培养发展党员。7月，於孝昌工委又派范国华来横村加强党的工作，以林映辉、范国华两人就职的吴山中心小学为中心，成立中共横村支部。在支部发动下，学生发起一角钱捐献活动，慰问抗日军队，并在高年级学生中发展组织“民先”队。为了不断壮大组织，支部通过考察培养，发展教师、学生共7人入党，支部人数达11名。

    1939年下半年，党员吴忠义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派遣，到余杭双溪一带活动，建立中共竹山支部。翌年1月，中共浙西特委将省政工队二大队一中队特别支部改建为中共临(安)余(杭)工作委员会(简称临余工委)，罗希明任书记，负责临(安)、余(杭)边区党的工作，领导当地4个支部和小组，共38名党员。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抗战期间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浙西，国民党顽固分子贺扬灵出任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贺到任后，提出“如何反清乡，反赤化，是目前两大问题”，要对当地党组织和进步势力“加紧进剿”。并将各县政工队全部调入西天目山，参加以“溶共”为目的的集训。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就当前浙西宣传和武装工作向中共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作出指示：“目前有股反共逆流，正在全国范围发展，浙西也不例外”，“我们必须坚决斗争，在群众中揭露这种情况，克服中间分子的怀疑动摇，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两者不可缺一的口号，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你们在政治上、工作上、宣传上要突破黄绍竑许可的范围，否则就不能争取更广大群众在我党周围，击退反共逆流”，“国民党的合法组织要利用，但在政治上不能因此受到束缚；要争取公开活动，也要注意秘密活动”。为此，中共浙西特委一方面组织包括於潜、临安、余杭等各县党组织，发动抗日积极分子广泛宣传党的“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揭露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投降阴谋，并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七七宣言》、《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及《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等公开文件印成标语传单，从於潜县城到西天目山，从后渚桥至千秋关，在城乡各地张贴和散发，一直贴到国民党区乡政府和浙西行署门口。同时，进一步加强了组织建设，将中共於孝昌工委改建为中共於潜中心县委，贺千秋任书记；将中共临余工委改建为中共黄湖中心区委，冯幼平任书记。中共於潜中一心县委，下设横路、天目、宁东、於潜城区4个区(工)委，下辖30个支部，党员256名。并建立起一条从於潜鹤村经宁国至长兴太湖浙西特委驻地的秘密交通线，沿途设有横路、虞家、泗洲殿、长潮岭、八都岭等多个联络站。中共黄湖中心区委则以组织农民协会名义，进行组织整顿和发展，并设法给每个党员办一个“义务政工队员”的公开名义，便于他们到群众中开展活动。组织逐步发展到9个支部、1个小组，党员总数达107名。

    这一时期，党在富春江沿岸各县的基础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共金衢特委领导下的中共富阳特别支部在领导县政工队连续多次挫败了顽固分子企图撤换县队负责人的阴谋后，1939年8月，因县政工队刊物刊出印有红星镰刀和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一文的若干章节，再度引发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县政工队队长、党员李国樵被迫撤离。在进步县长支持下，党员鲍浙潮继任队长，党组织继续牢牢掌握这支力量。之后，中共金衢特委撤消富阳特别支部，另建富阳县政工队支部，组建中共富阳县工委，崔洪生任书记，并与桐庐县、建德县党组织建立起联系。当年9月，中共金衢特委派江征帆以中共建(德)桐(庐)淳(安)特派员身份来建德县，先后主持成立三都、洋尾等5个农村支部、小组，共有党员40余名。10月，金衢特委为开辟桐庐县工作，调党员王大田到桐庐，在县政工队和大市、钟山农村同时开展建党工作。经培养教育，王大田先后发展政工队员柯宝温、青年农民邵成荣等6人入党，并成立桐庐县政工队党支部。支部发动群众通过出壁报，组织宣传队演剧，开办妇女识字班，儿童歌咏队，组织小分队巡回演出，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1940年1月，中共金衢特委建立中共富(阳)桐(庐)建(德)工委，崔洪生任书记，领导富阳(8个支部和小组)、桐庐(1个支部)、建德(5个支部和小组)三县工作。在此期间，金衢特委宣传部长王平夷数度来工委检查指导工作，并在富阳县环山乡召集当地党组织10余名骨干，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学习培训。1940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将金衢特委分为金属特委和衢属工委(1941年1月改称特委)，建德以东(含)各县、寿昌以西(含)各县分归金属特委、衢属工委管辖。中共金属特委随派曾涛接任中共富桐建工委书记。在此期间，曾涛主持成立了中共桐庐县大市支部。下半年，富桐建工委又先后派吴菲、孙京良来桐庐，联系领导大市支部多次参与工委组织的联合反顽抗日宣传活动。

    富桐建工委利用各种纪念日，发动群众集会游行，演出节目，举办营火晚会，强化抗战意识。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年两次组织富桐建地区统一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的大行动。在上级规定的时间内，富桐建工委组织三县地下党统一行动，将印有大市支部雕刻制作的印有铁锤镰刀图案的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七七宣言》等标语传单，利用黑夜在大街小巷散发，并秘密张贴、投寄到大部分国民党县、区机关和乡公所，充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面目。这两次行动由于形成了“路路相通，块块相连，县县相接，布成一片”的强大声势，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大为震惊。

    中共金衢特委为在淳(安)、遂(安)两县建立皖南新四军与浙江地下党交通联络要道的中间站，加强了淳遂地区的建党工作。1939年下半年，中共金衢特委下辖中共兰溪中心县委兰西区委派何土生、吴培青来寿昌县南部发展组织，为一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建立起了中共湖塘支部、新叶支部和童源里小组，共有20多名党员。1940年2月至4月，中共金衢特委先后调党员陈英等4人来遂安县打入县政工队担任要职，并成立县政工队支部，又在县清华中学先后培养发展了5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

    1940年春，金衢特委青年部长王平夷考察淳遂党的工作，考虑过建立中共淳遂工委。中共衢属工委成立后，继续了这一工作。不久，因淳遂两县政工队解散，队内党员部分撤离。之后，遂安县中共清华中学支部因组织罢课引起国民党注意，支部也停止活动，淳、遂两县党的力量严重削弱。衢属工委随后又调吴立奇、林一新等来淳安，补充和恢复党在淳安县的工作。7月，衢属工委书记朱枫、宣传部长陈伟达在淳安县城主持成立了中共淳遂临时工作委员会，吴立奇任书记。之后，衢属工委书记朱枫调陈洛宁、吴坚毅来遂安县领导茶工开展罢工斗争。当吴坚毅、陈洛宁分别取得小学教员职业，站住脚根后，又与林一新组成了中共淳遂开辟支部，支部设于遂安县玛黄村。陈伟达则在淳遂两县先后发展部分青年农民入党后，成立了中共五坑支部、中共项家支部，合计7名党员。11月，衢属工委派王照垣来淳安，正式建立中共淳遂工作委员会，王照垣任书记。

    1939年11月，中共绍属特委改建萧山县工委为中共萧山县委，华松林任书记，下辖2个区委、6个基层支部。为了应对日军可能对钱塘江以东的进攻，县委机关转移到南部山区高都村，工作转入更隐密状态，并在此发展建立中共高都支部。中共绍属特委书记杨思一并来萧山召开党员会议，指示县委要继续加强对沿江盐工和山区纸工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筹集武器，以南部丘陵地区为中心，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

    1940年1月22日凌晨，日军利用雪夜偷渡钱塘江，全面突破国民党钱塘江防线。之后，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萧山县城进攻。为掩护群众撤离，党控制下的县自卫队、县政工队配合守城部队与日军展开巷战，双方伤亡数百人，政工队员孔坚、陈天柱在作战中牺牲。萧山沦陷后，中共萧山县委组织和团结爱国力量，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和惩办汉奸斗争，组建了县政工队敌占区工作组，深入沦陷区散发张贴抗日传单、标语，侦察日军兵力、动向和调查伪组织情况及汉奸名单。同年6月，莫长润等4名队员潜入县城侦察，被日军逮捕。面对日军屠刀，4人坚贞不屈，莫长润、来诵华、凌云牺牲，陈立行负重伤，经群众抢救脱险。   

三、党在淳安机器生产合作社的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路易·艾黎等外国友人和国统区爱国人士为解决中国战时经济困难，共同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通过建立工业生产合作社，把战时经济建设和难民救济、劳工训练与军事动员紧密联系，作为支援抗战的一支经济力量。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成立。1939年4月，中国“工合”在皖南屯溪设立浙皖区办事处。同年11月，“工合”浙皖区办事处成立兰溪事务所，以兰溪、淳安两县为主建立机械、纺织中心，作为“工合”在浙皖区的主要活动基地之一。

    萧山沦陷后，浙东吃紧。1940年3月，“工合”兰溪事务所派人将在宁波的“工合”企业迁往淳安县，并筹足购买设备的资金，募足人员，进行抢运。大宗物资器械委托新四军宁波办事处派车协助运输，小型物资设备则调集40余辆板车拖运及人拉肩扛，经浙东，沿富春江南岸，跋山涉水，历时两月，将大部器械物资设备转移至淳安县水南村，在此建起东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淳安机器生产合作社(简称“机社”)。“机社”的基本任务，一方面要在浙皖区为抗日军队生产军需民用物资，同日军争夺战地工业，打经济游击战；另一方面要成为由党控制的，为新四军生产各种武器的后方兵工厂，支援新四军作战。最盛时，社内有产业工人80余人，分铸造和金加工两大部分，内有刨床、车床、钻床、铣床等大型设备，主要产品有榨油机、机床、印刷机、打面机等民用机械，也为新四军生产枪械、手榴弹等军用产品，共为新四军制造了大约4万枚手榴弹，并修理一些机关枪等。到1940年冬，“机社”生产的印有“工合”三角标志的产品已行销东南数省，一定程度缓解了抗战物资紧缺的状况。

    中共淳遂地方党组织在“机社”成立伊始，就派许刚、谢阿善、陈挹芬等3人参加“机社”工作，分别以管理员、事务员、翻砂工人身份开展活动。中共淳遂工委成立后，加强了对“机社”的工作，逐步吸收“机社”经理郭克、指导员阙秉光、工人王祥根等多人为党员，并成立中共淳安“机社”党支部。皖南事变前夕，中共中央东南局、浙江省委又派余仲舒等4人到“机社”隐蔽、学习，将“机社”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承担起从皖南中央东南局到浙江省委之间政治交通线的任务。由于“机社”担负着为新四军生产军需物资，支援新四军长期作战的任务，“机社”党组织得到了新四军领导极大的关心。叶挺军长只要路过淳安，都要来“机社”指导工作。1940年12月，叶挺军长由上饶返皖南，途经淳安，再度视察“机社”，与中共衢属工委宣传部长陈伟达、中共淳遂工委书记王照垣、“机社”支部书记郭克及部分工人见面座谈。叶挺就当前军事形势对“机社”工作作了指示：“对日寇局部的进攻、流窜，不能作过低估计，徽浙通道有被截断的危险，我们不能麻痹大意。徽浙线上，一旦受到日寇威胁，工厂要立即上山。这样对开展敌后游击战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能发挥巨大作用。”他要求“机社”要有紧急行动预案，做好上山打游击的准备。他鼓励大家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皖南事变后，“机社”大部分人员、设备迁往江西上饶，部分留下的人员、设备在郭克、徐克明、阙秉光等人主持下迁至浙皖边界的遂安县章家村，成立“机社”遂安分社，建立“机社”党组织，组织工人恢复部分农具、军械的生产和修理。1942年1月，“机社”党小组与中共衢属特委恢复联系，参与了掩护、营救被捕淳遂地区党组织负责人的活动。1943年春末，“机社”遂安分社迁往皖南屯溪。

    淳安机器生产合作社在党组织领导下，致力于恢复和发展战地工业，以积极的经济游击战方式，进行抗日救亡，在参与保障皖南新四军的军需供应、作为上级党组织在淳遂地区的重要支点和联络站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反对改组《民族日报》社的斗争

皖南事变前夕，随着浙江国民党政府反共活动的猖獗，国民党中统对党的活动的侦缉日益加强。各类群众抗日爱国团体和文化团体开始遭查禁和改组，抗日地方武装的政治指导员被撤消，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受到监视和迫害。国民党顽固派还在政治上取消或改编政工队，强迫政工队员集体参加国民党，各县县队一再发生党员被捕事件，大批党员和进步分子被迫退出政工队。1940年10月，国民党富阳县政府按浙江省保安司令部下达的黑名单，搜捕和破坏了县政工队部和窈口区乡镇联合办事处两个党在富阳的重要据点，查抄了部分党的书刊资料，逮捕了党员汪虹吉等部分进步政工队员。1940年7月至次年1月，杭州各县政工队先后被撤销，党员撤离，支部结束。

《民族日报》因其进步的办报方向，早已引起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敌视。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等阴谋策划改组《民族日报》，使之成为反共工具。贺扬灵多次向黄绍竑告状，污蔑《民族日报》“破坏抗战”、“宣传赤化”，企图赶走王闻识，从而改组报社。1940年4月起，《民族日报》处境日益艰难。为便于监视检查，贺扬灵以停发经费相威胁，强令报社从鹤村迁至行署所在地。报上“天窗”不断出现，许多报纸被扣于各地通讯处，不准外发。至七八月间，国民党浙西行署对《民族日报》的发行，采取全面限制手段：以“发挥各种报纸作用，加强文化宣传”名义，将《民族日报》发行范围由整个浙西缩小至天目山区及於潜、分水、昌化、淳安四县；规定：凡战区各县订阅《浙西日报》，则可获行署经费补贴，在经费、销售上限制《民族日报》的发展；成立浙西民族文化馆作为浙西战时文化总机构，责令《民族日报》社受其节制和指导。面对浙西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清剿”，中共浙西特委和《民族日报》特支负责人认为，报社的改组已不可避免，必须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以求深入坚持下去。《民族日报》特支一面采取合法与隐蔽相结合方式，以俱乐部形式继续开展“时事演讲会”、“村民联欢会”，举办“民众夜校”、“募捐劳军”等活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顽固派阴谋；一面积极争取浙西战时文化总机构负责人，利用国民党各派系间矛盾，团结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顽固分子。《民族日报》特支通过浙西民族文化馆总干事乐培文，向馆长曹天风转达了王闻识“报社一旦被改组，希望曹、乐两人能主动支持《民族日报》工作，继续保持日报办报方向，挫败顽固派劫夺阴谋”的口信。同时积极采取隐蔽措施和发展新党员，为坚持持久斗争作准备。於潜中心县委书记贺千秋并指示，当报社被迫改组时，党员朱万年争取仍留报社，他的任务是隐蔽下来，摸清情况，团结一批人，以公开的职业，从事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进行更隐蔽的斗争，为大多数党员撤退后，保持革命火种，坚持斗争作准备。             

1940年9月，国民党浙西行署改组《民族日报》社，下令撤换社长王闻识及大多数编辑记者。在改组前最后一期的《民族日报》上，王闻识撰写了《告浙西父老兄弟姐妹书》，愤怒控诉国民党顽固派压制进步力量，号召浙西民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首次被改组的《民族日报》实权尚未完全落入顽固派之手，为了平衡国民党各派系的你争我夺和继续打“抗战”招牌，黄绍竑指派曹天风出任社长，曹随之任用乐培文为总务部主任、朱万年为电讯股长。皖南事变后，隐蔽在报社内的党员秘密翻印毛泽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讲演稿，散发张贴。1941年4月15日，日本飞机轰炸西天目山，《民族日报》社除电台外，编辑部、工场等全部被毁。国民党浙西行署中统调查室又在《民族日报》社及一些浙西进步文化团体内，大肆搜捕党员和进步青年。曹天风、乐培文被迫辞职，进步分子大部离开。同年12月，国民党浙西行署再次下令改组报社，国民党CC分子完全把持了报社。由于电讯室技术性强，党员沈光明等仍在内秘密潜伏，与进步人士沈达儒等坚持斗争。1942年春，沈达儒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沈光明被捕后牺牲，党组织在《民族日报》社内的活动完全中止。

    1939年中至皖南事变前夕，中共杭州各县地方党的工作呈现出在发展中斗争，在斗争中发展的鲜明特点，在各县政工队和地方群众中发展了大批党员，建立了多个县区领导机构，掌握了许多进步抗日群众团体，使党的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第二节在逆境中坚持斗争

一、各县党组织的曲折发展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针对各地反共事件仍不断发生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发出党内“五四”指示，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简称“十六字”方针)。同年10月，东南局召开浙闽两省部分地(特)委书记会议，汪光焕等部分浙江省委主要干部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五四”指示，分析了形势，强调要独立自主搞武装和实行隐蔽精干方针，提出撤离暴露身份的党员；隐蔽未暴露身份的党员；政工队内的党支部与其他党支部要绝对分开，禁止发生横的关系等几条措施，同时决定中共浙西特委以宁杭国道为界，分片领导。后又分别建立浙西和浙西北特委，并将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和干部撤退转移。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地下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杭州各县党组织遭到抗战以来空前的严重破坏。在於潜和临(安)余(杭)地区，国民党浙西行署下令取缔“民先”，中统调查室特务四处侦缉当地党组织。1940年12月，天目区委书记叶诚被捕，区委被破坏。翌年1月，横路区委及下属岛石支部又遭破坏、一批党员被捕。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共逆流，1941年4月中旬，黄湖中心区委接浙西特委转来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令和发言人谈话两个文件，要求将两个文件翻印、散发，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的阴谋和皖南事变真相。黄湖中心区委立刻组织人员刻印200多份传单，分头散发于黄湖、双溪等地。  

    1941年5月8日，顽浙西行署中统调查室会同余杭县府在追查侦破中共地下党散发传单事件中，在党员罗锦江家中搜出未散发完的传单。罗被捕后叛变，黄湖中心区委被破坏。5月至8月，区委书记冯幼平等区委5名成员及各支部30多名党员先后被捕，白塔坂支部书记吴忠义、党员张季伦被迫害致死，余下党员分散隐蔽，暂时停止活动。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反共，中共浙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独立自主搞武装”的指示精神，决定建立自己的武装。1940年底，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来宁东虞家村传达特委关于组织武装力量，在天目山区与宁东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指示。贺千秋随即在宁东虞家村召开於潜中心县委委员会议，成立县委武装部。至翌年2月，贺先后两度召集宁东当地党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及实地踏勘地形，进行酝酿准备。5月，贺千秋再到虞家村，宁东区委委员郑先源提出在国民党仙霞乡公所夺枪进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得到通过。5月13日，宁东区委在杨山中岭洞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夺枪计划。同时，成立游击支队，郑先源任队长。并大量印刷传单，配合夺枪斗争开展宣传鼓动。15日晨，郑先源率队在乡公所地下党员配合下，攻进国民党宁国县仙霞乡乡公所，一举缴枪18枝。之后，区委发动群众，组织示威游行。当游击支队向浙闽边境毫天关转移时，被尾随进逼的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包围于杨树桥。战斗中，副支队长叶祖绳牺牲，两名队员被俘，队伍被冲散，起义失败。经请示浙西特委，贺千秋将游击支队剩余人枪迅速转移隐蔽，两个月后辗转撤至苏南。

    由于仙霞夺枪斗争失败，於潜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赵澄因之被捕，赵叛变后供出组织，国民党浙西行署分电有关各县严加缉捕。6月至8月，宁东区委、於潜城区工委、於潜中心县委先后被破坏，国民党顽固派陆续逮捕杀害党员和进步人士100多名。贺千秋辗转奔走，安排党员转移。其中两度去於潜南路布置应变，督促桐庐印渚支部迅速撤退党员，指示横村支部“活动必须立即停止，就地隐蔽”，并嘱不要再找其他人。7月30日，林映辉等4人先后被捕，其余避往外地，横村支部被破坏。印渚支部也由于部分党员未遵从指示撤离而被捕，牵连整个组织被破坏。之后，贺千秋等撤往苏南，党在天目地区斗争转入低潮。浙西形势恶化以后，浙西特委机关也撤往苏南根据地，与太滆地委合并，当地仅留少数骨干坚持斗争。

    富阳、桐庐、建德三县联合张贴标语行动后，中共富桐建工委下属党组织也遭国民党特务的重点侦缉。1940年12月，富桐建工委书记曾涛奉金属特委命，从富阳下图山撤离，工委停止活动。富阳当地党组织改由金属特委青年部长王平夷以建(德)桐(庐)浦(江)富(阳)特派员身份进行领导，浦江县委书记蒋忠兼管。他们将一部分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转移隐蔽，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山区农村。金属特委同时又指派孙京良来建德，以教书为掩护，在梅城成立中共建德工委，联系领导外蔡、洋尾等4个支部和小组，并以派人联络或以通信方式继续保持与桐庐大市支部的联系。1942年，孙京良去金(华)义(乌)浦(江)地区参加武装斗争后，与大市支部的联系逐渐中断。支部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独立开展工作，根据党的国统区工作“十六字”方针，积极谨慎发展组织和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1941年上半年至1942年夏，大市支部党员扩大到20余名。

    1941年1月底，衢属特委宣传部长陈伟达在遂安县玛黄村召开淳遂工委扩大会议，布置长期埋伏的方式和任务。会后，唐章瑞、吴坚毅回淳安就地隐蔽，许刚等部分党员撤离“机社”，其余党员分避各地。特委同时调吴拯黎来遂安，将淳遂工委改组为淳遂工作团，联络和指导五坑、项家两个农村支部。

    同年1月，萧山县委党员王关荣被国民党萧山县中统调查室逮捕后叛变，致使多名县委委员被捕，中共萧山县委书记华松林和大部分党员先后撤离萧山，县委停止活动。

    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1941年9月，省委召开特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继续执行隐蔽精干政策的指示，提出将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领导；停止党员组织生活，对立场坚定的党员保持个别联系，对意志薄弱的党员暂停接触等措施，并要求所有党员都应有公开职业为掩护。

    1941年10月至翌年春，金属特派员陈雨笠赴富春江沿岸各县传达指示，布置应变。先后将建桐浦富特派员王平夷、建德工委书记孙京良等已暴露党员调离，停止建德工委活动，各基层组织进一步隐蔽，同时命蒋忠任富阳特派员。蒋忠在下图山、小剡、龙门、木坞口等地指导党组织继续开展活动，通过进一步团结和争取爱国士绅，建立起党的隐蔽站，为外地转移来的党员安排合法职业，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内部。安排党员何益生利用与国民党富阳县景山乡乡长的亲戚关系，先后将5名党员分别打入乡政府和县侦缉队长期埋伏。

    为保障党组织安全，继续起到沟通省委与新四军之间联络的作用，1941年9月，衢属特委决定切断淳、遂两县党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撤销淳遂工作团，分别建立淳安、遂安两个开辟支部，主要任务为收容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的失散人员，收集情报。同时，衢属特委指示寿昌县的党员将上海转移来的多名党员分别安排各种公开职业，共同组成寿昌党小组，在深入隐蔽、站稳脚跟的同时，开展工作。

    1941年下半年起，淳遂地区政治形势恶化。淳安县项家支部书记项有海被国民党抓壮丁，五坑支部书记陆世涛为避免被抓壮丁走避他乡，两个支部分别失去组织联系。之后，淳安开辟支部书记胡德才、组织委员梁超群投向国民党当局，出卖组织，造成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吴拯黎、遂安开辟支部书记吴坚毅、党员唐章瑞先后被捕，淳、遂两个开辟支部与上级关系也因此中断。遂安开辟支部组织委员诸述与其余党员约定，各自回原藉找组织，同时开展对被捕党员的营救活动。1942年，除吴拯黎已牺牲外，吴坚毅等先后出狱去苏北根据地。中共淳遂地区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

    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温州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之后，省委秘书周义群、衢属特委组织部姚祖培先后被捕叛变，省委机关被破坏，造成衢属、金属、绍属各特委或被破坏或失去与上级组织的联系，加剧了困难的形势，使党在杭州各县的活动均陷于低潮。

    皖南事变后，虽然杭州各县党组织遭受严重挫折，但党的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及其政治影响并未随着党组织被破坏而消失。幸存下来的党组织积极贯彻党的隐蔽工作“十六字”方针，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不但保存了一部分力量，而且还有所发展，为后来新四军开辟浙西、路西提供了政治保证。

二、坚持在“一馆三团”内的斗争

    1941年起，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天目山区抗日文化的重点，转移到浙西民族文化馆、浙西民族剧团、最前线剧团、前哨剧团等“一馆三团”。

    民族文化馆成立于1940年4月，先后有工作人员50余名，馆内许多高中级职务为党员和进步分子所担任。民族文化馆利用所出版的刊物和通讯稿，积极宣传抗日，先后出版《民族周报》、《敌伪研究》、《民族通讯稿》等进步刊物。馆内党员还利用资料室中的《新华日报》和马列主义书籍进行理论学习，举办学习讨论会，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提高进步人士的思想认识，并从中培养和发展党员。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浙西行署抓捕了一批在馆内工作的党员和进步人士，馆内党的力量受到影响，但在馆长曹天风等人的努力下，至抗战胜利止，浙西民族文化馆仍保持了它的进步性。

    民族剧团成立于1941年1月，全团50余人。党员陈才庸任副团长并负责与中共浙西特委和於潜中心县委的联系，剧团内许多领导骨干和演员也是党员和进步分子。剧团先后排演过《放下你的鞭子》、《雾重庆》、《雷雨》、《原野》等大小进步剧目10余种，在浙西前线和沦陷区农村集镇演出，揭露敌伪罪恶，宣传全面抗战。为了支援前方战士，剧团在於潜横路地区展开捐募寒衣、慰劳前线将士公演活动。演出之余，全体团员每天都参加练唱抗战歌曲，每次演出前都加演歌唱节目，剧团还以“民族合唱团”名义举行音乐会，演唱《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并沿途书写张贴抗日标语，进行宣传。浙西民族剧团的进步倾向，引起国民党浙西行署的敌视。1942年春，陈才庸被国民党浙西行署调查室暗杀。全体团员不畏顽固派施压，排演《风波亭》以示对陈才庸同志的纪念和对反动派的蔑视。1943年11月底，国民党浙西行署特务大肆逮捕民族剧团内的党员及进步青年，两日内捕人多名，其中一部分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剧团因此解散，剧团内党的活动同时终止。

    成立于1941年4月的最前线剧团，有团员20余人，党员沈之瑜任团长，全团有党员8名。党组织赋予剧团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以巡回演出作掩护，妥善安排和分批撤退因皖南事变而引起敌人注意的党员去苏北。剧团先后利用演出机会将党员分三批逐次撤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至1941年8月完成任务后，剧团停止了活动。

前哨剧团，1941年秋末成立。该团许多骨干和演员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剧团首演剧目《新县长》，深刻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县政权的腐败黑暗，此剧在於潜县演出时，大受欢迎。剧团团员还与驻地附近居民召开联欢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剧团在内部举办“前哨园地”墙报和大众哲学讲座，对全体团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顽固派觉察到剧团内有进步力量活动，企图派遣特务充任副团长，遭全体团员反对后，便施以更大压力，扬言剧团有赤化分子捣乱社会治安，要进行追查。剧团党员派人去苏北根据地寻找党组织未果，加上部分党员暴露身份而撤离，翌年春，剧团宣告解散。

虽然浙西“一馆三团”存在的时间不长，内部也都未建立党组织，但在党员和爱国文化人士的努力下，同样为积极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掩护党的组织，保存党的力量，发动群众，团结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节  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

   一、初步开辟杭州城区党的工作

     杭州沦陷后，日本占领军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全面掠夺经济资源，除在杭州城区设立了“杭州特务机关”和“黑泽部队”等特务机构外，在富阳县宋殿村还设了一座杀人魔窟，筑有水牢、刑场，百姓稍有嫌疑，便关入此处，严刑拷问。日军杀人除使用枪击、刺杀、刀劈外，还用狗咬、水煮和活埋等手段，进行残害，并将死者弃置沟中，直到尸体堆满后方加以掩埋。这种埋尸沟，当地百姓称为“千人坑”，抗战胜利后共挖出6条之多，死亡人数无从统计，仅宋殿邻近各村便有300余人惨死于此。日军在杭州市区设立“慰安所”(市区内共设所13座)，残酷蹂躏妇女。日本浪人则公开贩卖毒品，在全市设立l00多所烟馆，毒害人民。在政治上，日军还扶植起各级汪伪汉奸政权和伪警务处、伪政治保卫局等多个军警宪特机构，网罗汉奸、土匪、地痞、流氓，残酷迫害爱国志士和压迫人民群众；在经济上，日军大肆掠夺和破坏当地工业，将许多工厂设备拆卸、征用或就地毁坏，部分原来技术力量较强的企业则被霸占用于侵略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更疯狂掠夺资源，市民不得拥有铁器，将大米白面定为军用品，不准市民食用。在思想意识上，日军在各中学内竭力推行所谓“日华亲善，反共产主义，拥护新政府，复兴治安事业”的奴化教育。各校从事日语教学的日藉教师代表日本特务机关干预校政，监视师生，企图控制沦陷区青年学生。

    面对日伪残酷统治，市区许多青年自发团结起来，学习和阅读进步爱国书籍，积极寻求与抗日组织的联系，与敌人展开抗争。

    为了打开城区党的工作局面，更好地开展敌后抗日斗争，1941年起，中共上海、苏皖、浙东等地党组织分别派遣党员来杭州城区开辟工作。

    1941年2月，中共中央上海交通站负责人熊子华根据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关于在杭州建立一个交通支点的指示，派党员曹世军来杭建立地下交通站。曹世军在杭州以开小布厂为掩护，至1944年的3年间，他以交通站工作为主，并以小机户的公开身份对周围的小业主进行启发教育。在此期间，熊子华亦不时来杭传达上级有关指示。5月，中共上海工委系统党员胡也夫(又名胡天民)来杭，根据上海工委负责人刘宁一关于站住脚跟，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做好开辟工作的指示，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了职业，尔后又打入日本杭州特务机关任“社会情况调查员”，以这个特殊身份开展活动。通过一段时期的工作，胡也夫与杭州部分绸厂工人建立了联系，吸收其中一些有爱国意识的工人为“徒弟”，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成了他们的领导人。在绸厂工人罢工期间，胡通过他们去发动和影响工人的斗争；当伪警察镇压工人时，胡也夫又以日本特务机关调查员的特殊身份保护罢工的积极分子。1942年2月，中共上海工委又派金秉礼(又名江英)来杭，逐步打进汪伪闽浙皖赣四省行营。7月，王惠民(又名王健行)受刘宁一委托来杭考察工作开展情况，并与先期来杭的胡也夫、金秉礼组成党支部，王惠民任书记。8月，金秉礼调往汪伪兰溪县特工队。9月，王惠民回上海汇报工作，旋调苏中抗日根据地工作，支部也随之取消。由胡也夫接替王惠民负责与刘宁一的联络员吴光亚的联系。

    7月，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系统党员沈以文(又名胡斌)利用社会关系来杭州。行前，省委组织干事周克指示，要在杭州建立党的据点，扩大社会关系，逐步开展工作。到杭后，沈着手筹办“斌记棉纺织品批发所”。年底，党员王锦还等人先后来杭。王利用沈以文结识的汪伪人员的关系打入汪伪浙江省警务处。

    1943年初，中共中央华中局组建城工部，统一领导原江苏省委下辖的各个系统党组织。同年春，日军进占上海法租界前夕，周克将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工作的党员潘仲仁(又名沈士廉)调来杭州，联系领导当地党的工作。上海工委也将胡也夫、金秉礼的关系移交给潘仲仁。潘仲仁由王锦还介绍，打入汪伪浙江省警务处任出纳，在企业和职业界进行活动，用交朋友的方法团结教育青年，先后在银行和绸厂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同年夏，沈以文出任汪伪桐乡县乌镇警察所长。不久，因相邻伪警察所被抗日游击队缴械，有人员伤亡，经上级同意后，沈以文、王锦还去宁波工作。两人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在当地青年中开展工作，并继续保持与上级的联系。翌年秋，胡也夫转入华中铁道杭州机关区当擦机车夫，联系了一批进步工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抗战形势教育。

    1943年中，中共上海工委系统党员严维勤由沪来杭，与先期从上海转到杭州华中铁道自动车区等处工作的党员徐远芳、包德贵组成交通支部。支部建立后，按照上海工委指示的团结群众，多交朋友，发展多方面联系，搞好开辟工作的原则，利用运输业活动范围广的特点，在杭州、萧山、绍兴等地运输工人中，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开展经济互助来团结救济失业的贫困工人。俱乐部里，张贴“劳工神圣”标语，教唱《黄海渔民曲》等进步歌曲，利用健康文娱活动提高工人觉悟。1944年秋，上级将该支部关系转由华中局城工部张承宗联系领导。

    1943年5月，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取得第一次反顽自卫战胜利后，为了开展以杭州、宁波等城市工作为目标的敌工工作，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并派柯里、张幼云、林曼云到杭州建立基点，柯里等根据上级“找到职业，了解情况”的指示，站住脚跟，建立了中共杭州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市临工委)及一个下属支部，并开展城区社会基本情况调查和敌伪情报收集工作，提供给浙东区党委。他们还在群众中传播新四军抗战消息，鼓励市民胜利信心，并逐步在电信局培养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

    为了恢复、整顿和扩大浙西党的组织，促进抗战形势的发展，1943年5月，中共苏皖区党委派罗希明为太滆地委浙西特派员，回浙西开展工作，对浙西党组织实行单线领导。7月，为了开辟杭州市区工作，罗希明到杭。通过当地党员介绍，结识并陆续发展虞振辉、郑迈等一批市区进步职业青年入党。当年冬，组成城区支部。罗希明布置党员分别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开展工作，交朋结友，调查敌情和社情动态，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上海、苏皖、浙东三方面党组织先后打入杭州市区，各自发展组织，认真贯彻党的隐蔽工作方针，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在日伪严密统治地区扎下根来，使杭州市区的抗日救国运动逐渐开展起来，党的影响面得到扩大。

二、富春江沿岸各县的沦陷与当地的抗日武装斗争

    1942年5月12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其右翼兵团3万余人自余杭县、富阳县溯富春江西进。17日陷新登县，18日陷分水县。19日，日军在飞机4架、战艇6艘的掩护下，攻占桐庐县东门码头，登桐君山，以猛烈炮火压制城中守军，攻占县城。21日，日调生力军继续西攻，在桐庐、建德边界安仁镇地区遭中国守军顽强抵抗，阻敌两日。23日，日军一路迂回杨村桥，逼寿昌，一路渡江出三都，攻梅城，当日，建德县城陷落。26日再攻占寿昌。在中国军队和地方武装反复袭扰和打击下，以及日军主力移兵浙西南，至7月中下旬，各县相继收复。沦陷期间，人民饱受日军蹂躏，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各县百姓被杀死260余名，杀伤5000余名，被掳民夫1300余名，被奸妇女近百名，烧毁民房数千间，仅桐庐芝厦一镇被焚房屋就达800余间，粮米家畜损失难以统计。

    日军进犯期间，各县党组织在环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反击日军进攻与抓住时机建立党的地方武装结合起来，利用富春江沿岸国民党正规军溃逃后形成的短暂真空，拉起了党的武装。

    党员陈一文在建德县洋尾埠组织起一支以10多名党员为骨干，50余名基本群众为主体的抗日自卫队“坚勇队”(后用建德县东区国民兵团名义)，队伍编为3个排，通过收缴、购买和收集国民党军流散枪支、手榴弹，集中一批铁匠打制大刀梭标武装起来，边训练，边打仗。“坚勇队”以破坏日军通信设施、摸哨、夜袭，伏击敌艇等方式，开展抗日游击活动。6月27日，队伍配合国民党军袭击日军洋尾乡茅草山据点，打死日军多名，缴获机、步枪若干及枪弹、手榴弹。通过在与日军作战中缴枪，共筹集到机枪l挺，步枪50余支，手枪3支，掷弹筒1门和相当数量的弹药。在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同时，队伍加强了自身建设，建立起中共党支部，队伍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为了争取和发动群众，“坚勇队”积极开展团结抗日的宣传和剿灭土匪保护民众的活动，并发动群众300余人手执土枪大刀，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召开审判和镇压欺压良善的恶棍大会，责令地主商人不得抗拒派粮、不准通敌、不准组织维持会。1943年1月，中共金属特派员陈雨笠得知国民党建德县政府企图以统一地方武装为由，调“坚勇队”入城整训，进而收编消灭，决定派江征帆等来洋尾乡接应，将队伍调入根据地。4月初，陈一文率部离开建德，在兰(溪)北与金属特委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金义八大队一中队会师，编为金义八大队二中队(“严州中队”)。

    1942年7月，富阳特派员蒋忠回家乡木坞口活动，利用国民党亲贤乡政府筹建乡自卫队的机会，贯彻上级党组织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斗争，独立自主搞武装的指示，掌握了这支队伍。蒋在全乡保长、乡民代表会上号召乡民“抗战到底，救国保家”，发动10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富阳县亲贤乡抗日自卫队，自任指导员。自卫队一面收集枪弹，一面寻找机会开展抗日游击战。由于日伪清剿和当地顽固势力压迫，抗日自卫队受到很大损失，不久停止活动，蒋忠只身赴诸暨县策反伪军。  

    建立党的抗日武装，独立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是杭州地方党组织致力实现的目标之一，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力量过于强大，杭州各县党组织力量比较弱小等原因，致使一些已经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在敌人的镇压下，或被迫撤离，或归于失败。杭州地方党组织要最终实现这一奋斗目标，还有待于更有利的时机。

三、开展策反斗争

    1942年底，已调太滆地委工作的罗希明的政治交通员周植林得知同学宋某疏通了汪伪军两支部队，一是忠义救国军贺劲生部，二是杭县自卫团张华夫部，认为可以争取过来，接受党的领导。周植林一面向组织汇报，一面与宋来杭州了解情况。到杭以后，贺部已被编散，张部仍驻杭州北郊宦塘、勾庄一带，约有400人枪。宋介绍周植林与张华夫两人见面，张华夫安排周植林在华夫第二小学任教员。周逐步了解到张曾是脱党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抗战爆发后，拉了一支队伍在太湖和浙西一带活动，因站不住脚而被日伪收编，部队主要骨干朱良甫、呼延夫(又名胡延夫)也是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周经结识呼延夫，知道呼延夫等也在寻找党组织，就透露了自己的政治身份，答应帮助联系党组织。

    同时，率部在杭州西北郊一带活动的国民党浙西行署“战地青年反敌行动工作团”第一大队大队长鲍自兴、副大队长朱思宏(又名朱思洪)，因不满国民党黑暗腐败，也在找共产党参加新四军。12月，鲍自兴、朱思宏潜入杭州，通过呼延夫与张华夫见面。张表示太平洋战争已发生急剧变化，日本战败是不可避免，将来自己还要走参加革命这条路。又说鲍自兴等如果在国民党地区无法立足，可以到他的部队依附一下。鲍就将朱思宏留在杭州，与呼延夫一起找党。1943年4月，周植林陪朱思宏到长兴会见罗希明。罗表示欢迎两人率部参加革命，希望鲍部尽可能在原地坚持，等待时机。

    1943年6月，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浙西行署突然宣布鲍自兴“辞职照准”交出部队。鲍以部队分散游击，要有一个月时间才能收拢兵力为借口，拖延时间，研究对策。当时苏南日伪军正在清乡，很难将部队拉到解放区，而在国民党控制区内，力量悬殊，也难以立足。鲍自兴、朱思宏两人认为还是以作战被俘的形式，就近进入张华夫部队，可以保存实力，而后与呼延夫合力，伺机将张华夫部拉走，或去苏南抗日根据地，或另行开辟新区。7月初，呼延夫率部至祥符桥，双方假装交火后，鲍自兴部即乘车进城，改编为张华夫部第四中队，鲍自兴被任命为第四中队中队长，朱思宏为第三中队中队副。

    鲍部进入杭州后，由于部下不了解意图，纷纷指责鲍自兴，反对当汉奸。鲍通过周植林向罗希明反映了这一情况，罗希明经请示苏皖区党委后，偕同周植林来杭。7月11日，罗希明在杭州远东旅馆约见鲍自兴等人。指出，既来之，则安之，光着急不是办法，首先要稳定部队情绪，然后根据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努力做好准备工作，一旦条件成熟，就可以把部队拉走参加革命。在此期间，鲍自兴等人向罗希明提出了入党要求，经罗请示中共苏皖区党委组织部长吴仲超，同意吸收他们入党并成立一个特别支部，朱良甫为特别支部书记。  

    为了领导策反活动，罗希明与特别支部多次开会研究，考虑到张华夫贪恋城市舒适生活，没有参加革命的基础，不将他作为策反对象。计划行动时张如在杭州，就撇开他把部队拉走；张如在驻地，就由鲍自兴部对他控制，以张的名义，以胡延夫第一中队、鲍自兴第四中队为基本力量，将整个大队近500人枪全部拉走。由于杭州离苏南较远，要通过大片国民党控制区，朱良甫提出，利用流落在杭州的忠义救国军失意人员向忠救军总部活动一个名义，以掩护部队逐渐移向苏南抗日根据地，决定至迟在10月底行动。但是，除少数骨干外，张部多数军官没有到苏南参加新四军的思想准备。10月22日，因呼延夫招募人员不慎，行动计划泄露。张华夫迅即带人赶到三墩，缴了四中队的械，命亲信接任中队长。又连夜赶到义桥，以查岗为名叫开营门，收缴了呼延夫和3个分队长的枪，将呼延夫带到祥符桥扣押。次日一早，又将鲍自兴、朱良甫等人扣押。罗希明得到消息后，决定采取强硬对策，委托鲍自兴妻子转告鲍自兴，要与张华夫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能有丝毫退却，才能改变处境。在鲍自兴等人的坚决斗争下，不久，张华夫便释放了鲍自兴、呼延夫等。

    策反张华夫部失败后，鲍自兴、呼延夫等人继续寻求各种社会关系，重新拉武装。不久，呼延夫向罗希明汇报说，汪伪浙江省政府在嘉兴市成立了第二清乡专员公署，专员徐季敦曾是他的老师，可以通过徐的关系抓一支部队。罗希明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让呼延夫抓紧找徐季敦，以自己一时动火与张华夫闹翻了为理由，要徐帮助解决任职问题。通过一个时期的活动，呼延夫被任命为汪伪浙江省第二清乡专员公署直属保安队队长。呼延夫又利用在汪伪浙保系统结拜的“十兄弟”的关系，找来一些枪支和招募了一批人员，在海宁县长安镇建起了部队。之后，朱良甫和鲍自兴再次策反张华夫部第三中队失败，两人只身出逃，呼延夫将两人安排在所部担任中队长。长安部队建立以后，罗希明也迁来长安。罗在呼延夫部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呼延夫任书记。

    到1944年夏，特别支部掌握的部队已发展到近200人，控制了沪杭铁路长安镇、许村段铁路沿线和盐官、石塘头、翁家埠等钱塘江渡口等方圆几十里的地区，不久又扩编为汪伪浙江省保安第十大队，呼延夫任大队长，后又改编为汪伪第十二军特务营。在党的领导关系上，按照苏皖区党委的决定，特别支部移交浙东区党委领导，指示由中共海北特派员刘明负责联系。这支部队驻在长安，对浙东纵队进入海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和购销物资，发挥了作用。

  四、金萧支队开辟路西

  1942年6月3日，华中局根据浙赣战役爆发后的浙东形势，命谭启龙、张文碧及新四军一师部分干部赴浙东，组建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和浙东抗日武装，并与浙东、浙西等地党组织建立了联系。6日，根据浙东军分会的决定，蔡群帆率南进支队200余人挺进会稽山，在浙赣铁路以东建立了以诸暨枫桥为中心的会稽山游击根据地。党员蔡惠荣也奉命从金义八大队返回建德，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军和为部队送情报。7月，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谭启龙为书记，下辖会稽等4个地区工委。根据浙东区党委关于开展金萧铁路沿线两侧游击战争，建立金萧地区游击根据地的指示，1943年12月杨思一、蔡群帆率浙东抗日武装主力一部与坚持在诸(暨)北的金义八大队等部会合，成立中共金萧地委，辖路西等10余个县级工委或特派员，同时成立金萧支队，进行路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月底，新四军军部命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委。

    1944年8月，中共金义浦县委委员杜子文到建(德)浦(江)边整顿和发展组织，了解富春江两岸敌情动态并与浙西抗日八大队建立联系。由于“坚勇队”去金义八大队带走许多党员与积极分子，至1945年3月，经杜重新整顿和发展，又恢复和建立了洋尾、外蔡、宋村等3个支部，党员20余名。联系建立起4个联络站和一条由洋尾、三都经浦南至金义八大队的情报联络通道。富春江沿岸各县党组织开始逐渐走出困境，党的力量开始恢复。

五、进一步加强杭州城区党的工作

1944年起，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后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中共中央随即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其重要地位。”8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开展沪宁杭鄞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指示》，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指出“做好四城市及沪宁、沪杭铁路等交通要道工作，对将来驱逐日寇出华中(乃至出中国)，具有极端重大意义”。并指示苏中、浙东、苏皖、淮南四个区党委分别选派干部到四城市及交通要道开展工作，并派遣武装到城市近郊及交通要道两侧开展游击战争。

    1944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将上海工委、上海职委等系统分别在杭州地区开辟的点线工作划归上海职委统一领导，城工部驻沪联络员钱伯荪受命通知中共上海职委书记陆志仁接管该系统在杭州的关系，并将潘仲仁等的组织关系交陆联系。下半年，陆志仁在上海职委所属店员工委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和华中局上述两项指示，要求店员工委派人去杭州开辟工作。

    1944年10月，市区电话局、药店等一些青年店职员发起筹备以活跃杭州职业青年业余生活，开展文体活动，联络感情为目的的杭州职业青年福利会(简称职青会)。职青会筹备活动，立刻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注和积极参与，决定抓住这个契机，进一步扩大在市区职工界的阵地。中共上海职委系统在杭负责人潘仲仁、浙西特派员罗希明分别通过杭州胡庆余堂进步青年职员和在市电信局工作的党员邱韵华直接参与发起筹备或参加其中活动。市区两个系统党组织在此不期而遇，双方都有所觉察，但未贸然建立联系。职青会成立后，党员和许多进步青年当选为理事，其200多名会员的主要成份是青年店职员。职青会开设了图书馆，开办国文、薄记补习班，编写会刊以及开展体育、义演、联欢活动，还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读书会。不久，金秉礼调回杭州任职，也参加了职青会的活动。11月，店员工委系统上海酱园业支部书记叶宝珊来杭州到胡庆余堂发展党员。翌年初，第二届职青会理事会选举，潘仲仁指示党组织要直接掌握职青会领导权。经党组织和进步分子的活动，金秉礼当选为理事长。新的职青会扩大了活动，团结了更多的职业青年。到抗战胜利时，会员发展到300多人，成员广布于下城的百货、国药、钱庄等各行业。

    为配合新四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战略行动，1945年春，中共上海职委派店员工委委员姜星阶以杭州正平保险公司职员身份来杭负责，以加强城区点线工作的直接联系和领导。陆志仁并指示要严格执行党的隐蔽工作“十六字”方针，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到杭后，姜星阶与潘仲仁研究调整了工作方针：金秉礼要更深入隐蔽，掌握敌特动态；胡也夫打入铁路后，仍要继续保持与工厂工人的联系；在胡庆余堂的党员要深入企业内部，在基层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沈以文夫妇仍与潘保持通信联系。过后，陆志仁代表中共上海职委肯定了上述调整，并指示杭州绸厂集中，要注意在工人中间发展党的力量。不久，上海方面又转来两名党员，分别进入潘仲仁开办的金刚西药房当店员和嘉兴县三青团战地服务队工作。同时，上级指示撤销交通站，曹世军归姜星阶单线联系，以小布厂主身份在市区小业主中开展团结教育工作。

    中共上海职委系统在杭党组织经过调整以后，加强了组织发展的工作，先后又在两浙商业银行、胡庆余堂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职员入党。杭州交通支部也在绍兴发展了运输工人葛惠年入党。到抗战胜利，中共上海职委系统在杭党员(包括在宁波工作的沈以文、王锦还)总数已达17名。

    同时，中共浙西特派员系统在杭党组织的工作也有新的发展。1944年春，罗希明先后介绍虞振辉等参加苏皖区党委机关干部整风学习，同年年底至1945年上半年，又先后输送多位新党员去苏南参加工作。因罗希明要照顾整个浙西工作，难以常住杭州。为进一步加强领导，1945年春，苏皖区党委派翁迪民来杭负责。翁迪民来杭后，决定不再采用支部建制，党员之间改用单线联系。

    这一时期，杭州地下党在市区中学界的工作也有所发展，1944年中，党员邱韵华向罗希明反映了国立杭女中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夏汝南很受学生爱戴，经常向学生讲授各国进步文学作品，组织学生演出进步话剧，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的情况。罗希明经过再三考虑，准备发展夏汝南入党。同年10月，为反对校方开除进步学生，夏汝南领导余巾英等一批进步高三学生发动罢课。罢课事件结束后，夏汝南等转到杭州市立中学任教，她们通过学生办的墙报，了解和联系了一些追求进步的学生，指导他们阅读进步文艺书刊，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逐渐培养了金家坚、张永等一批进步分子。1945年2月至4月，翁迪民先后发展夏汝南、余巾英等4名进步师生入党。之后又通过余巾英联系、发展了丝织厂青工余梯青入党，并由余梯青在市区丝织、机修企业工人中，联系、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由于坚持在杭州城区的党组织较好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隐蔽工作“十六字”方针，在斗争方式上，各基层党组织尽可能根据杭州工作的特点，既开展“非法”斗争，也进行合法斗争，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党员尽责尽力，开辟了市区职工界、学界大片阵地，为发展杭州城区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

 

   

SPAN>年春，中共上海职委派店员工委委员姜星阶以杭州正平保险公司职员身份来杭负责，以加强城区点线工作的直接联系和领导。陆志仁并指示要严格执行党的隐蔽工作“十六字”方针，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到杭后，姜星阶与潘仲仁研究调整了工作方针：金秉礼要更深入隐蔽，掌握敌特动态；胡也夫打入铁路后，仍要继续保持与工厂工人的联系；在胡庆余堂的党员要深入企业内部，在基层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沈以文夫妇仍与潘保持通信联系。过后，陆志仁代表中共上海职委肯定了上述调整，并指示杭州绸厂集中，要注意在工人中间发展党的力量。不久，上海方面又转来两名党员，分别进入潘仲仁开办的金刚西药房当店员和嘉兴县三青团战地服务队工作。同时，上级指示撤销交通站，曹世军归姜星阶单线联系，以小布厂主身份在市区小业主中开展团结教育工作。

    中共上海职委系统在杭党组织经过调整以后，加强了组织发展的工作，先后又在两浙商业银行、胡庆余堂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职员入党。杭州交通支部也在绍兴发展了运输工人葛惠年入党。到抗战胜利，中共上海职委系统在杭党员(包括在宁波工作的沈以文、王锦还)总数已达17名。

    同时，中共浙西特派员系统在杭党组织的工作也有新的发展。1944年春，罗希明先后介绍虞振辉等参加苏皖区党委机关干部整风学习，同年年底至1945年上半年，又先后输送多位新党员去苏南参加工作。因罗希明要照顾整个浙西工作，难以常住杭州。为进一步加强领导，1945年春，苏皖区党委派翁迪民来杭负责。翁迪民来杭后，决定不再采用支部建制，党员之间改用单线联系。

    这一时期，杭州地下党在市区中学界的工作也有所发展，1944年中，党员邱韵华向罗希明反映了国立杭女中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夏汝南很受学生爱戴，经常向学生讲授各国进步文学作品，组织学生演出进步话剧，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的情况。罗希明经过再三考虑，准备发展夏汝南入党。同年10月，为反对校方开除进步学生，夏汝南领导余巾英等一批进步高三学生发动罢课。罢课事件结束后，夏汝南等转到杭州市立中学任教，她们通过学生办的墙报，了解和联系了一些追求进步的学生，指导他们阅读进步文艺书刊，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逐渐培养了金家坚、张永等一批进步分子。1945年2月至4月，翁迪民先后发展夏汝南、余巾英等4名进步师生入党。之后又通过余巾英联系、发展了丝织厂青工余梯青入党，并由余梯青在市区丝织、机修企业工人中，联系、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由于坚持在杭州城区的党组织较好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隐蔽工作“十六字”方针，在斗争方式上，各基层党组织尽可能根据杭州工作的特点，既开展“非法”斗争，也进行合法斗争，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党员尽责尽力，开辟了市区职工界、学界大片阵地，为发展杭州城区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

 

   

SPAN>年春，中共上海职委派店员工委委员姜星阶以杭州正平保险公司职员身份来杭负责，以加强城区点线工作的直接联系和领导。陆志仁并指示要严格执行党的隐蔽工作“十六字”方针，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到杭后，姜星阶与潘仲仁研究调整了工作方针：金秉礼要更深入隐蔽，掌握敌特动态；胡也夫打入铁路后，仍要继续保持与工厂工人的联系；在胡庆余堂的党员要深入企业内部，在基层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沈以文夫妇仍与潘保持通信联系。过后，陆志仁代表中共上海职委肯定了上述调整，并指示杭州绸厂集中，要注意在工人中间发展党的力量。不久，上海方面又转来两名党员，分别进入潘仲仁开办的金刚西药房当店员和嘉兴县三青团战地服务队工作。同时，上级指示撤销交通站，曹世军归姜星阶单线联系，以小布厂主身份在市区小业主中开展团结教育工作。

    中共上海职委系统在杭党组织经过调整以后，加强了组织发展的工作，先后又在两浙商业银行、胡庆余堂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职员入党。杭州交通支部也在绍兴发展了运输工人葛惠年入党。到抗战胜利，中共上海职委系统在杭党员(包括在宁波工作的沈以文、王锦还)总数已达17名。

    同时，中共浙西特派员系统在杭党组织的工作也有新的发展。1944年春，罗希明先后介绍虞振辉等参加苏皖区党委机关干部整风学习，同年年底至1945年上半年，又先后输送多位新党员去苏南参加工作。因罗希明要照顾整个浙西工作，难以常住杭州。为进一步加强领导，1945年春，苏皖区党委派翁迪民来杭负责。翁迪民来杭后，决定不再采用支部建制，党员之间改用单线联系。

    这一时期，杭州地下党在市区中学界的工作也有所发展，1944年中，党员邱韵华向罗希明反映了国立杭女中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夏汝南很受学生爱戴，经常向学生讲授各国进步文学作品，组织学生演出进步话剧，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的情况。罗希明经过再三考虑，准备发展夏汝南入党。同年10月，为反对校方开除进步学生，夏汝南领导余巾英等一批进步高三学生发动罢课。罢课事件结束后，夏汝南等转到杭州市立中学任教，她们通过学生办的墙报，了解和联系了一些追求进步的学生，指导他们阅读进步文艺书刊，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逐渐培养了金家坚、张永等一批进步分子。1945年2月至4月，翁迪民先后发展夏汝南、余巾英等4名进步师生入党。之后又通过余巾英联系、发展了丝织厂青工余梯青入党，并由余梯青在市区丝织、机修企业工人中，联系、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由于坚持在杭州城区的党组织较好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隐蔽工作“十六字”方针，在斗争方式上，各基层党组织尽可能根据杭州工作的特点，既开展“非法”斗争，也进行合法斗争，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党员尽责尽力，开辟了市区职工界、学界大片阵地，为发展杭州城区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

 

   

SPAN>年春，中共上海职委派店员工委委员姜星阶以杭州正平保险公司职员身份来杭负责，以加强城区点线工作的直接联系和领导。陆志仁并指示要严格执行党的隐蔽工作“十六字”方针，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到杭后，姜星阶与潘仲仁研究调整了工作方针：金秉礼要更深入隐蔽，掌握敌特动态；胡也夫打入铁路后，仍要继续保持与工厂工人的联系；在胡庆余堂的党员要深入企业内部，在基层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沈以文夫妇仍与潘保持通信联系。过后，陆志仁代表中共上海职委肯定了上述调整，并指示杭州绸厂集中，要注意在工人中间发展党的力量。不久，上海方面又转来两名党员，分别进入潘仲仁开办的金刚西药房当店员和嘉兴县三青团战地服务队工作。同时，上级指示撤销交通站，曹世军归姜星阶单线联系，以小布厂主身份在市区小业主中开展团结教育工作。

    中共上海职委系统在杭党组织经过调整以后，加强了组织发展的工作，先后又在两浙商业银行、胡庆余堂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职员入党。杭州交通支部也在绍兴发展了运输工人葛惠年入党。到抗战胜利，中共上海职委系统在杭党员(包括在宁波工作的沈以文、王锦还)总数已达17名。

    同时，中共浙西特派员系统在杭党组织的工作也有新的发展。1944年春，罗希明先后介绍虞振辉等参加苏皖区党委机关干部整风学习，同年年底至1945年上半年，又先后输送多位新党员去苏南参加工作。因罗希明要照顾整个浙西工作，难以常住杭州。为进一步加强领导，1945年春，苏皖区党委派翁迪民来杭负责。翁迪民来杭后，决定不再采用支部建制，党员之间改用单线联系。

    这一时期，杭州地下党在市区中学界的工作也有所发展，1944年中，党员邱韵华向罗希明反映了国立杭女中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夏汝南很受学生爱戴，经常向学生讲授各国进步文学作品，组织学生演出进步话剧，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的情况。罗希明经过再三考虑，准备发展夏汝南入党。同年10月，为反对校方开除进步学生，夏汝南领导余巾英等一批进步高三学生发动罢课。罢课事件结束后，夏汝南等转到杭州市立中学任教，她们通过学生办的墙报，了解和联系了一些追求进步的学生，指导他们阅读进步文艺书刊，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逐渐培养了金家坚、张永等一批进步分子。1945年2月至4月，翁迪民先后发展夏汝南、余巾英等4名进步师生入党。之后又通过余巾英联系、发展了丝织厂青工余梯青入党，并由余梯青在市区丝织、机修企业工人中，联系、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由于坚持在杭州城区的党组织较好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隐蔽工作“十六字”方针，在斗争方式上，各基层党组织尽可能根据杭州工作的特点，既开展“非法”斗争，也进行合法斗争，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党员尽责尽力，开辟了市区职工界、学界大片阵地，为发展杭州城区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